前段时间，一本学术电影期刊邀请我写一篇关于当下国内独立电影的文章，我说写什么方向的，他们希望着重来说说独立电影的发展状况，包括地下电影与艺术电影在国内的发展缘起，我说这个东西目前还没有一个相对合适的土壤，我也不认为现在是一个合适来谈的时机。国内电影创作，从体制内来说，是比较浮躁和混乱的，而对于独立电影，却是一个怪胎，就好比襁褓中的一个四肢健全的大孩子，已经有足够的能量外出闯荡，但因为很多原因，手脚都被束缚了，并且因为整日不见阳光，而萎靡不振。
但突然想起前一段时间，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们的领导、即国内的一个啸聚山林的电影大寡头在一次他们内部的会议开篇说了一句话，原话是他转述的，内容是说，电影从来就不是艺术。
当时我感到很平静，或者说我反应很慢，过了这么多天想了想，觉得有些难过，断章取义也好，总之是不舒服。我的另一朋友对此的反应式是，说这句话的人应该死在那些伟大而平凡的电影艺术家们的墓碑前，应该死在亿万个为电影艺术做出微薄努力、试图去用青春和生命感知电影艺术的人们的脚下。
不用考虑应景与否，不用考虑适情及语境，这本身是对于电影工业的亵渎。中国人很多时候会矫枉过正，为了求得一个局面，而扭曲了初衷。
不知道巴赞、克拉考尔还有艾因汉姆会怎么想，赛尔茨尼克怎么想。
我记得古典好莱坞时期的一篇关于奥孙威尔斯的报道中，曾经有这么一句话，电影唯艺术创作而存在，市场是检验尺度的一个参照，商人应该在有限的范围内从命于艺术本身，辅助市场和观众。 好莱坞从来没有割裂艺术与商业这一个俗到底的二元对立，电影艺术，艺术电影，姑且不当做一个概念。
什么是艺术电影？最为广义的对世界、社会、生命之个人的、原创的、批判性的表达，对电影语言的实验性尝试。艺术电影是电影的拓荒者：僭越规范，冒犯常识。毋庸讳言，其探险与拓荒多有落败，甚至迷失，但正是他们在不断地拓展电影世界的疆土。而当艺术电影的实践一经成功，主流商业电影便立刻将其经验吸纳。从这个角度来说，若艺术电影已死，那么，包括商业电影在内的电影艺术便难有旺盛的生命力。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艺术电影曾是整个西欧电影工业的主脉，伯格曼、费里尼新片一出，影院即刻人潮涌动。与此同时，好莱坞电影工业全面危机，大公司经营如履薄冰，数百部影片中盈利者不过两位数。1990年华纳兄弟公司称“为一个孩子所救”，《独自在家》一部的票房奇迹，方使得这个连续多年亏损的近百年老店免于破产。因此所谓“新好莱坞”自上世纪70年代伊始，一批美国“学院派”青年导演崛起，其处女作大都颇为艺术、十足冷峻。阿尔莫多瓦是艺术片导演吗？毫无疑问。但他笑傲影院、引领时尚。伍迪·艾伦、大卫·林奇是商业片导演吗？他们都是好莱坞产业的支柱型主创；但他们也是数十年来著名的“电影作者”，个人风格十分突出。然而，当今全球电影事实却印证着艺术与商业的对立。世纪之交20年，大资本全胜、大公司通吃，电影的艺术、商业二分成了某种严酷的现实。艺术电影——全球诸多作者电影、独立、先锋、实验电影，甚至欧洲艺术电影传统的空间遭挤压乃至灭顶之灾。
电影王国似乎只有好莱坞和好莱坞式影片的一统天下。但即使对这一全胜者来说，这份“一统天下”事实上是危机的开启，而非黄金时代的莅临。因为无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的全盛期，还是七八十年代好莱坞的中兴，都靠从全世界诸多艺术电影中汲取养分，获得人才。上世纪70年代的电影名言：“电影创造了最为虚怀若谷的‘人类’”，当然是言有所指、有感而发。所谓虚怀若谷的电影人，在于其自身必须始终保持对世界现实的高度敏感、对电影艺术的每一个微小成就的准确跟进和认知、对技术变迁的终身学习、对电影新人的敏捷辨识和指认。
一如多样性是可持续生存的充分必须的前提，电影工业的生存同样需要均衡、稳定且充分多样的电影生态。一个国家的电影工业如此，全球电影格局亦如是。
近年来，中国电影的蓬勃发展是一个难得一遇的例外：本土电影工业与本土经济同步起飞，甚或成为经济版图上的一抹亮色。言其例外，是因为纵观二战后的整个世界，与地域经济起飞同时到来的，刚好是本土电影工业的衰落。这份逆反的成因并不神秘复杂，相反一目了然：所谓地域经济的起飞高度，同时标识着对全球化资本、市场的深度介入；一经门户大开，本土电影工业便难以对抗好莱坞的大举进犯。
当艺术电影的本垒——法国政府被迫出台电影市场份额制，对本土电影实施政策倾斜与保护之时，他们回应诸如WTO之类的质询时，所使用的措辞是：“文化例外”。的确，即使作为一类商品，文化亦应是例外。文化的意义尽管不是市场、商品的反面，却远不是资本与价格所可能度量或穷尽的。法国以“文化例外”为名，拒绝彻底全球市场化，正说明了全球化时代的悲哀之一——文化无法成为资本逻辑之下的例外。
然而，今日中国电影展示了一个奇迹，如前所述，是一个难得的例外。不过，这“例外”却又“并非例外”。所谓“并非例外”，意指今天的中国电影奇迹基本是资本奇观：其生产与创作出的电影如国产古装大片本身就是好莱坞式的资本运营与叙事模式。先不论正在迅速地与经济起飞同步复兴的中国电影是否足够本土，探讨其生机勃发的原因，一则由于我们原来就有一个庞大结实的电影工业基础；一则正因为艺术电影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间为中国电影保有、养育了几代电影人。当今日大片张扬着大资本、大满贯的跋扈，人们包括当事人不能忘记，中国电影工业的台柱大多“出身”于艺术电影的从容与寂寥之中。
市场、票房的奇迹、亿元俱乐部的辉煌似乎告知在资本时代、在经济一体化时代，中国电影无需“文化例外 ”。然而，这一辉煌是否同时在更为急切地呼唤着(也许并非法国式的)文化例外呢？——中国大片开始挑战好莱坞，却在本土电影市场上接替好莱坞的角色，赢家通吃。这带来的潜在危机正在于——如果没有一个巨大坚实的电影工业、没有电影艺术的基座、没有一个多样化的电影生态，中国电影塔尖上的辉煌究竟可延续几时？
的确，对于商业电影无需“例外”。但若扶持中国电影持久发展，我们需要给原创、给实验、给先锋、给艺术另辟空间、另设“例外 ”。以好莱坞为榜样的人们是否知晓洛杉矶之外，美国的另一个文化中心——纽约，每晚有多少实验戏剧、电影、美展在揭幕？先锋艺人们所依凭的是包括政府在内的非商业支持与赞助。我们是否有这样多元的电影生态呢？二战以降，电影成了特殊的国家名片。成为世界强国的关键要素之一，是能否创造并言说属于自己的别样价值。电影无疑在其中承担着特殊而主要的功能角色。好莱坞式的商业大片是否足以充当中国的名片？这份探索与创造，恐非资本可以胜任或者票房所能度量。
文/博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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